工作人员对手推车进行消毒作业。殷立勤 摄

虹桥机场T2航站楼内摆放着消毒底垫。殷立勤 摄

相比早期现代人在距今约12万—8万年前便沿着“南方路线”向东扩散,“北方路线”要晚不少。高星说,这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过程,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扩散路线,并且扩散的机制和动因可能有所不同。

近年来,随着古DNA分析技术的发展、新的测年技术的应用、考古新材料的发现,时移世易,早期现代人“东迁”的“北方路线”开始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汇聚于此。

消毒机器人每天都在虹桥机场T2航站内进行消毒工作。殷立勤 摄

石制品技术是论证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的重要证据。因与早期现代人出现的时间重叠、出土的文化遗物(如装饰品)具有行为现代性特征等原因,研究者通常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初段(IUP)的文化遗存与早期现代人相关。

近日,应《科学通报》的邀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团队发表了关于早期现代人沿着“北方路线”扩散的评述。“化石人类学、古基因组学、考古学等多方面证据表明,距今约5万—3万年前,早期现代人曾沿中亚、西伯利亚、蒙古、中国西北地区等向东扩散。”高星说。

研究人员通过与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外贝加尔地区、蒙古北部地区相关IUP遗址石制品技术的对比,发现不同地区存在一定的区域技术特点,但总体上水洞沟第1地点的石制品技术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更为接近;相较而言,其与蒙古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差别较大。目前已有的年代学研究结果显示,此类遗存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出现的时间较早,在蒙古北部、外贝加尔地区和中国北方出现的时间大体相近,但晚于阿尔泰地区。

工作人员正在对孩子进行体温检测。殷立勤 摄

随着国内疫情控制总体向好,上海虹桥机场国内客运航班起降量、旅客运输量均有明显回升。6月底,航班起降量达到日均630架次左右,恢复到去年同期九成左右;日均进出港旅客8.09万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七成左右。7月份高考结束后,随着出行信心和需求的逐步恢复,预测航空出行旅客将进一步保持恢复性增长。

为巩固机场防疫成果,保障旅客安心出行,虹桥机场发布了首个《航站楼常态化卫生防疫管理标准》,对机场日常防疫筛查、防疫设备物资配备、公共空间环境消毒和垃圾处置、空调使用消毒、工作人员防护和健康管理等5大类项目形成一套长效管理机制。

石制品遗存为研究早期现代人扩散提供了依据

安检人员固定时间对设备进行消毒。殷立勤 摄

在不同时段有着不同的扩散路线

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1963年出土石制品的技术研究,将古人类的技术实践看作行为决策过程,通过对石核准备、台面修理、剥片面维护、剥片与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产阶段行为决策的分解与提取,重建古人类的技术知识体系。

高星表示,现代人扩散的“北方路线”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给研究者提出了诸多新的课题。目前中亚、中国西北地区等地发现的相关考古遗址还较少,亟需系统的调查以填补“北方路线”上的空白;目前所发现的早期现代人化石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较少,基础数据有待补充;“北方路线”所在的区域地理环境多样(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现代人扩散过程中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也将会成为今后相关研究的重点。

综合以上证据,高星团队提出东北亚地区IUP石制品技术的扩散是多路线模式,而非之前学者提出的单线扩散模式,表明了早期现代人扩散的复杂性。该项成果已于近日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发表。

早期现代人在沿“北方路线”扩散过程中与古老类型人类(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有过频繁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类基因交流历史的复杂性。“北方路线”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且扩散过程中与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态,提醒学者在讨论我们的直接祖先——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时,应该更加重视区域复杂性和基因交流的频发性。

以往的研究立足东北亚不同区域石制品技术的笼统对比,提出了此类技术的扩散路线,但缺乏以人类行为决策为基础的详细技术对比。针对此情况,高星团队等选择宁夏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石制品开展了详细的技术分析。宁夏水洞沟遗址群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遗址群,在石制品技术的扩散、晚更新世晚期东北亚人群互动和生态适应等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第1地点因出土了具有欧亚大陆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过渡特点的石制品遗存,为讨论早期现代人的扩散提供了重要依据。

事实上,早期现代人“东迁”,还有一条“北方路线”,这条路线途经中亚、西伯利亚、蒙古和中国西北等地。然而,这条路线很长一段时间都少有学人关注,相关研究也显得冷清。

旅客在虹桥机场T2航站楼内进行手指消毒。殷立勤 摄